八十載沉冤案要翻
——關于學衡派
作者：李汝倫
來源：互聯網
時間：甲午年七月二十五日
西歷2014年8月20日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書了一本叫《學衡》的文學理論刊物，為《學衡》撰稿的一幫人有配合的立場、觀點、情味和幻想，是以他們被稱為學衡派。這幫人專一和新文明派作對，也可以說他們是為反對新文明派才創辦了這一刊物。
被歪曲了的歷史給予他們以極不公平的待遇，沉冤八十載了，整整地。他們被誣陷，被抹白了鼻梁，甚而被掛一幅魔鬼般的面具。在某些現代文學史的著作中，常被唯心主義地視為不存在，提都懶得提一句，有的提了卻是貶斥性的一筆帶過。年夜革文明射中，四人幫的十一只筆桿子（十一歌）倒很重視學衡派的，其看中方法就是給他們扣上頂重得嚇人的年夜帽：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結合的復古逆流，“遺老遺少”；因為他們年夜都是american最好的年夜學——哈佛年夜學讀過書，得過碩士、博士銜，于是被扣以“穿西裝的衛羽士”等等。
近些年學衡派曾惹起部門學界人士的留意，有人進行研討。他們中一些人出書了專集，但年夜都是自費出書或由友人資助出書。但研討者即便有比較客觀的文章，也總忘不了給他們派送一頂守舊派、文明守舊主義的帽子。
在東方，守舊并非貶詞，英國的一個年夜黨就叫守舊黨。但在中國，守舊是陳腐、無知、愚蠢、拒絕新事物的同義詞，距離反動、反反動只一個步驟之隔。所以給學衡派加上守舊二字，對學衡派倒無所謂，對本身則保了險，表現和學衡派劃清了界線，秋后算帳時就有效了。
學衡派之被壓被排擠就在它呱呱墜地之時，周作人指學衡派為復古主義；魯迅稱之為“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附近的幾個假古玩所放的假光芒。”周氏兄弟一承認其復古，一向指其為假貨。魯迅的一篇《估〈學衡〉》，給后來的十一歌供給了炮彈，十一歌說學衡人物“對新舊學問都是一竅欠亨的”，其實這才是十一歌之流的夫子自道，他們要達到學衡派的學問程度，得認真苦讀二十年，外加面壁十年。學衡派人物的學問素養，比之新文明派諸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在國外拿到的碩士、博士頭銜比新文明派多數倍，他們沒一個人貴人其衣，黃馬其褂，他們從未依靠哪派政治強人，終生奔忙風塵于教導事業和科研事業，桃李滿全國，有嚴重成績者，未計其數。
八十年過往了，世界已幾底滄桑，他們最終被證明是勝利者。他們當年的主張、觀點經得住歷史的驗證，獲得準確的定位，好像“天將降年夜任于斯人也”，必先蕭瑟之、嘲諷之、打擊之、誣陷之，使之嘗遍苦澀，歷盡艱辛。
中國文明人內戰，第一槍在american響起
胡適、陳獨秀是以否認中國文明起身的，但其言論，在american的中國留學生中并沒有市場，會議室出租尤其是哈佛年夜學的中國留學生。此中以梅光迪為最早，梅和胡適是安徽同鄉，二人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二人常在通訊中討論學問，梅對胡很是欽敬。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后，當即遭到梅的批評，開始以伴侶的口氣討論、相勸，但無效。二人關系越來越僵，口氣越來越欠好聽。可以說中國兩派的交鋒，是在american開始的。后來，胡適的態度，特別是陳獨秀以及錢玄劃一任參加戰團之后，使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憤怒，有張鑫海（后來成為博士）者，憤慨地說，因“羽翼未成，不成輕飛，他年學問成，同道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學問未成，同道未集，年夜約就是學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書的緣由。梅光迪曾引年齡時楚國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子能覆楚，我必復之”。《學衡》的創刊意味著“鏖戰”已經開始。
《學衡》起首在南京的東南年夜學樹立了基地，遭到實際掌管校務的副校長，曾是american東南年夜學的學生的劉伯明的支撐，劉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吳宓（哈佛年夜學碩士）及胡先（馬肅）（哈佛年夜學博士）合議創辦，由吳任總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復刊一年）共出書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明派任何一個刊物都命長。它沒有官方佈景，沒拿官方津貼，經費重要靠捐獻或自掏腰包。有官方佈景的章士釗曾主動捐助一千元年夜洋，但被他們拒收。刊物沒有經費，投稿者雖然一篇篇年夜塊文章發表，但沒有“收年夜洋xx泉”的記帳。他們志行高潔，謀求的不是私利。請看他們的發刊主旨及辦法：
論究學術，闡求真諦，昌明國粹，熔化新知。以中正之目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對于國學則主張）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討，然后收拾而條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見吾國文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對于西學則主張）博取群書，深窺底奧，然后清楚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討，兼收并覽，不致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年夜體也。
《學衡》有一個整齊精煉的作者群，除了梅、吳、胡三人外，另有劉伯明、吳芳吉、劉撲、易峻、曹慕管、張鑫海、李思純、浦江清、張蔭麟、趙萬里、郭斌酥、馬宗霍、湯用彤、黃華、蕭純棉、柳詒征、徐則陵、張其昀、王煥酥、徐鎮顎、束世征、向達、劉永濟、劉盼遂、林損、王易、王浩、黃節、劉善擇。
還有年夜師級人物：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
光有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學衡》的學術程度。它當然以新文明派為靶標，但也發表了大批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譯著。
攻城略地
學衡派與新文明派的對立有個總的聚焦，在各個文明領域的爭論都圍繞著這一聚焦。它就是若何對待祖國傳統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問題；對中國傳統文明是全盤否認，一概打垮，還是甄別優劣，優者保留繼承，劣者揚棄？對西洋文明是自覺崇敬，臣服在地，全盤引進，還是有區別地清楚辨析，審慎取擇，供我所用？
胡適在《建設的文學反動論》中說：
中國二千年來沒有真有價值真有性命的白話的文學。???這都是因為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學都是逝世的，都是用已經逝世了的語言文字做的。逝世文字不克不及產生涯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要些逝世文學，只是沒有價值的逝世文學。
請留意“都是”“只要”幾個副詞，這是極有份量和硬度的副詞，也是他的年夜條件。胡適一會兒打逝世了中國二千年中一切白話文學，時間之長，面積之年夜，橫尸之眾，令人懷疑作者是個嗜殺狂。但胡適犯了最簡單的邏輯錯誤，在“都是”“只要”之后卻忽然來了句“但凡有一些價值和性命的都是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寫的。”當然，也只是“有一些”罷了，并非真有。胡適的邏輯、用詞混亂之極，而《石壕吏》、《兵車行》就是他所說的白話詩，是不值一駁的。
胡適就是根據這樣一個荒乎其唐的條件，得出個白話當廢的結論。世界上各個有文字的平易近族，都有口頭語、書面語的區別。“母病速歸”是白話的書面語，用口頭語則當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來。”中國白話是現代的書面語，它和現代口頭語，落差不年夜，從《詩經》中的《風》詩可以看出，白話書面語，簡潔歸納綜合，為口頭白話所遠遠不及。在這一認知里，學衡派與章士釗、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衛派是分歧的，但有很年夜區別，區別在于學衡派并不反對白話文。梅光迪說：“夫反動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與白話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添，實非完整之變遷，尤非反動也。”這顯然是非常正確的。筆者一九八一年在《為詩詞情勢一辯》中就指出，中國詩史上“新舊體詩的并存，意味著詩人有更多的抒懷言志的東西，可以為詩人們的分歧題材，分歧需求服務。一種新詩體的出現，顯示著詩的園圃中扶植了新的花朵，詩的家族里有了名新的成員，中國詩史上從未一種新詩體一出臺表態，就擺出排擠前賢老輩，要取而代之，唯我獨存，其余統統該逝世之霸主架勢。”新東西的誕生不標志著舊東西逝世亡這個辯證法的普通規律。新文明派又以陳腔濫調文為古文罪狀，其實這二者完整是兩回工作。陳腔濫調的結構初時并非一無是處，但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壞東西。梅光迪說“夫古文與陳腔濫調何涉，而必并為一談？”清末廢陳腔濫調并未廢古文。古文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創作了無數優秀篇章，顯露了現代作家們的思惟才思。梅光迪說“蓋文學體裁分歧，而各有所長，不成更代混雜而有獨立并存的價值。”
當時新文明派信任進化論，進化論成了他們研討文學的根據。胡適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套自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初聽似乎沒錯，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會帶有它所處時代的時代顏色，問題在于他們請求時代只要一種文學，以前存在的文學都是逝世的，都應該往逝世。因為他們的進化論說，新的必定勝過舊的，年輕的勝過大哥的，新的來了舊的滾開，兒子生了老子逝世往，否則它必將成為重生的絆腳石。適者保存，弱肉強食，這本是生物界的規律，套之于文學，就非常荒謬。文明現象是新的來了，舊的存在，新的必孕育于舊的之中，任何東西都賴父本母體才生，即便生物界，絕年夜部門生物也分歧類相食。正因為文明物種不遵守生物進化論的邏輯，才情勢中國文學的多姿多彩，各逞其妙。而文學史證明新的紛歧定能勝過舊的，馬克思說過：希臘神話至今仍堅持著它的不成企及。中國詩歌史上年夜詩人良多，但能超過李杜的尚未誕生。作家協會會員千千萬萬，但還沒創造出一部勝過或許趕上《紅樓夢》的作品。法國沒有第二個巴爾扎克，訛國沒有托爾斯泰第二，英國沒有再生出位莎士比亞。假如有人要勝過他們，我祝愿他勝利！
這里說說筆者中學時代的事。那是四十年月初的東北（偽滿），課本上有白話文，也有少數白話文、譯文、新詩，但語文老師給我們非分特別加餐，此中有《岳陽樓記》、《滕王閣序》、《陳情表》、前后出師表》、《前后赤壁賦》、《祭十二郎文》、《李斯諫逐客書》、《吊古戰場文》等，此中有些文章叫人讀之泣下，有些讀之使人悲慨，或叫人陶醉，其思惟之深邃深摯，情感之濃烈，使人無法忘卻。他們都是逝世文學，沒有真價值，沒有真性命嗎？
遺憾的是學衡派極少甚至沒有選取這一角度予以辯駁，而花了太多的筆墨說明白話文之不成廢。用白話文本體的優秀作品為例證，那才是最強無力的辯護，因為那是白話文的實踐，而白話文的實踐最足檢驗白話文的真價值和真性命力，說明我們的文學史。如按胡適的評斷，那么我們的文學史豈不太荒涼，只要幾株樹木，幾叢花卉了嗎？
胡先嘵說Chaucer(即喬叟)往今五百年了，Snencer(即斯賓塞)往今已四百年了，他們的詩在英國已如我國商周之詩難讀，而我國周秦之書尚未這般，但宋元白話文，如宋元語錄，元人戲曲，則年夜異于今多不成解，緣由是此中用了許多當時的方言土語，而宋元文章，則與本日無別。筆者想，后者能夠象明天的白話通俗話，故能讀之無礙，而本日某些大批應用方言土語的小說，年夜約幾百年后就要由研討家們作注和考證了。這情況我們在《金瓶梅》、《紅樓夢》、《水滸傳》里都經常遇見。
胡先驍的意見，是對“話怎么說，文就怎么寫”的批評。胡適主張“言文分歧”，其實言文是不克不及真正分歧的。文學的語言，不論怎么“白話”，它必須是文學語言，即經過作家的藝術加工，即從口頭語中提煉出來有文學檔次的語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中有文，才是文學語言，文是刺于身上的花紋，意即藝術。胡先驍說“文學自文學，文字自文字，文字僅取其意，文學則于必達意之外，有結構，有照應，有點綴，而字句之間有修飾，有鍛煉。凡曾習修辭、學作文者皆能言之，非謂信筆所書，信口所說，便足成文學。故文學與文字，迥然有別。今之言文學反動者，乃昧于此理矣。”
文學語言與生涯語言有差別，有雅俗、粗細和文野之相異。胡適撤消這一差別，就撤消了文學語言，從而也就撤消了文學。文學語言必須精確地合適塑造抽像化的需求，合適人物抽像的成分、氣質、性情、環境、氛圍和規定的典範環境。
胡先驍是以批評胡適：“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要這么說就這么說”之論，是“蓋泛濫橫絕，別無制裁之謂也。”是“不問此話能否應說，能共享會議室否應于此處說，則將不問此話能否公道，能否承題，能否可以服人，能否委婉波折可以動人，能否明辨可以服眾？”
言文分離是當然的，其分離是因為“言”是文的原料，文是言的加工過的製品，原料自己卻不是製品。“話怎么說就怎么寫”的結果必定“言之無文”而“行而不遠”。
學衡派不反對白話，但他們主教學張的是藝術化了的白話。學衡派主張改革而非反動。他們主張白話不用廢除，而可以保留，因為白話是中國數千年中文學的載體，也是記錄一切文明、典籍的東西。白話文當初面世時，古文就不曾出頭具名反對，否則就沒有了宋元語錄、宋元戲曲、以及那么多文學名著。《學衡》上就發表過好幾篇白話小說，包含《學衡》主編吳宓的一篇。所謂學衡派反對白話是子虛之論。
白話文由來已久，歷史近千年，小說中產生過象《金瓶梅》、《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白話并非胡適所發明。白話出來后，與古文一貫戰爭相處，從未因其異己而相互刮目相看，甚至令人切齒。正如梅光迪所說：“所謂二十世紀之活文學，并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系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它們同是祖孫。
梅光迪所主張文學改造是“改造第一事只須改造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如足下（指胡適）言改造，直欲將吾國文學盡行顛覆，本體與流弊無別可乎？”保留的要保留，剷除的要剷除，區別對待，這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態度。
徐世昌為北洋軍閥當局總統時，曾命令小學課本采用白話文。胡適自我感覺傑出，大要認為這是他倡導白話文的勝利，但他不滿足，當即主張中學課本上也只載白話文不要白話文。但因白化文好的太少，難選，就主張用他所喜歡的白話小說取代。包含《水滸傳》、《紅樓夢》、《西游記》、《三俠五義》、《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俠隱記》、《續俠隱記》等二十部到五十部白話小說。這主張真夠荒謬透頂，這么多中長篇小說塞（實際上是取代）進中學課本，學生還有時間學習其它功課嗎？梁啟超在東南年夜學講學時曾劇烈批評這一主張。他認為學生讀小說是天然的，禁也禁不住，但決不克不及將之列進正課，占用正課時間。學生的正課時間本來是未幾的。他主張中學生要多讀古文，古文好的多，易選。而中學生學語文的目標是把握文字：使其文理通順而非培養學生當作家。梁啟超的批評無異是正確的，誰能設想英國會把狄更斯、勃郎特、高爾斯華斯、勞倫斯等作家作品，法國把伏爾泰、司湯達、莫泊桑等作家作品，意年夜利把《神曲》、《旬日談》等名作，俄國把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作品塞給他們的中學生當課本，除非他們的教導部長發了瘋，而學生們的家長都是啞巴。
梁啟超認為作好白話文“白話的工夫應該很深”，這見解在當時是有共識的。朱光潛在《雨天的書》中就說：“想作好白話文，需要讀白話文。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師長教師。這幾位師長教師的白話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潛師長教師說“他們也許不承認。”別人沒表態，唯魯迅表態不承認，并指責這是復古思潮，是新文藝的自殺。說他本身“自舊營壘中來，情況看得較清楚，反戈一擊，易制強敵于逝世命。”魯迅說得“舊營壘”，就是指他讀過的中國書、古文。也就是他的“強敵”，他要反戈一擊，制以逝世命。無疑，魯迅視中國書，亦即中國文明為仇寇，而非培養他成為高文家、年夜文豪的中國白話文、中國書。所以魯迅主張青年少讀或干脆不讀中國書而多讀外國書。不知中國書中能否包含他本身寫的書，假如中國青年也一樣不讀他的書，那么他還寫那么多書干什么？抗戰時在戰時首都重慶，林語堂在一次演講中，有一青年向他發問，提到魯迅說中國青年不要讀中國書的問題，林語堂答覆了一句：“魯迅師長教師讀的中國書比誰都多。”
一場雙簧戲，半個獨裁者
辛亥反動勝利，平易近國成立，但是沒有出現宋明以后那么多滿清的遺老遺少，這緣由很簡單，不用細說，他們年夜多“咸與維新”了，少數的歸老林泉，吟詩、書法、玩鳥、看戲，如陳寶森、陳三立、羅振玉、鄭孝胥、康有為。新文明運動開始，倡白話，廢古文，對他們來說，毫無興趣，沒有出頭具名一爭的勇氣。正如魯迅所說“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贊同，并且也沒有人反對，我想他們覺得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說家，既沒有人拍手，也沒有人喊倒好，冷冷僻清，有些耐不住，是以組織了一出雙簧戲。先由錢玄同、劉半農科隆出了一個王敬軒，由錢玄同飾演，出頭具名痛詆新文明派的荒誕不經，再由劉半農出頭具名，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軒”一通，鼎力宣傳了新文明派的應天順人，應時運而進化。世界上還沒見過用這種辦法自產自銷]這種級別的興趣來宣傳本身和搞學術辯論的。怕是正經學人所不齒，何況堂堂年夜學的堂堂傳授。新文明派津津樂道若何“罵倒王敬軒”，現代文學史家們當作風趣的軼事或花絮描寫一番，我卻為之一羞。
“罵倒王敬軒”原來倒下的是個稻草人。比這顯得文明些的是不屑與之爭辨，對方的文章也不屑一看。胡適收到梅光迪寄給他的《學衡》創刊號，他說“我沒看見什么《學衡》，只看見一本《學罵》。”并指胡先驍的文章是謾罵（可見他已全看過了，不看又何故了解是學罵）。其實那《學衡》并無所謂謾罵，滿是說理辯難的學術文章，罵而不還口，不是由于懷抱而是由于理屈詞窮，避開實質性的論戰。更高超的是魯迅，避開對方的說理，只在對方文章中找幾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為欠亨，不配與之一爭。此種戰法能使挑戰一方大發雷霆，假設對方修養缺乏的話。更能使學問缺乏的青年折服，而使對方年夜丟體面。很象兩將交鋒之際，一將指對方分歧槍法教學場地，故加入戰場。現代戰場上似乎未聞有此情況。
新文明運動中又一領軍人物是陳獨秀
假如說胡適的《文學改進芻議》是由和梅光迪辯論而促進，那么他的《建設的文學反動論》則是接收了陳獨秀的鼓動。胡適的《改進》一文一出，起首響應并表現全力擁護和效命是陳獨秀，他當即寫了《文學反動論》，文章以極端激進的語言，痛詆中國文學，提出了三個推倒，即推倒砥礪的阿諛的貴族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文中除了說《詩經》的《國風》和楚辭非不斐然可觀和確定馬東籬、施耐庵、曹雪芹之外，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應予推倒的對象。認為從韓愈到曾國藩滿是載道之文，抄襲孔孟極膚淺極空洞之門面語，與陳腔濫調分歧。又說元明清小說也“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產”1對1教學，又提出所謂十八妖魔，其文無一字有存在價值。為表現盡忠的決心，他抗著上書“文明反動軍”的年夜旗，“明目張膽地與十八妖魔宣戰”，“愿拖著四十二生的年夜炮為之前驅”，即為“吾友胡適”之前驅。
胡適既然有了“文明反動軍”，有“拖著四十二生的年夜炮”的人作“前驅”，膽子當即壯了起來，似乎吃了壯行酒，有了將“改進”改為“反動”的勇氣，擴年夜化了陳獨秀要推倒的中國文學，擴年夜成二千年來只要沒有真價值的真性命的逝世文學。
陳獨秀在文章中信念實足，他聲明，文學反動“其長短甚明，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決定之是而不容別人之匡正。”文學反動是天經地義的，“不容更有異議。”當時陳獨秀的頭腦里還沒什么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個思惟激進的資產階級右派。順我者生，逆我者逝世，不允許任何分歧意見，更無須說反對意見。陳獨秀也曾宣傳過不受拘束，但不受拘束只歸他獨享，別人不得分羹。當時他還長短黨人士，且未把握槍桿子，只能算半個獨裁者或口頭獨裁者。陳獨秀雖然這般赤膽忠心腸愿為胡適的“前驅”，但胡適對他的這一套卻并不欣賞，當即寫信給陳，指出這是專制主義作風，這話太偏執了，主張歡迎反對的言論。
不要忘記，胡適是在平易近主不受拘束的american留學的，陳獨秀是在有天皇專制，實行軍國主義的japan(日本)留學的。
陳雖這般專制，但面貌罷了，偏有一群學衡派不單紛紛出來表現異議，甚至直截了當地極力反對。胡適曾指責《學衡》“謾罵”，但新文明派的《新青年》又何嘗不罵，汪懋祖就指責《新青年》“如村嫗潑罵，其何故折服人心？”村嫗之罵加上專制之風，使外人和本身人都心涼，傳授、年夜學的學長，風度安在？胡適作為一個學者，對陳獨秀表現了正當的不滿。當陳將成為一個政黨領袖的前夜，他被捕了，眾多人為他求情，為他作出保釋的簽名。胡適就告訴他簽名者有兩位他痛罵過的“桐城謬種”，即古文學家馬通伯和姚叔節，胡適說：“我怕這種不容人的風氣形成之后，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不受拘束爭不受拘束的人，怕沒有安身之地了。”幸而陳沒有早些獲得勝利，而使這種社會推遲了數十年。但早在此時，陳獨秀所宣傳的科學與平易近主，已被他拋到九霄云外，科學、平易近主便長時間地成為中國人夢中物。更希罕的是陳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辯共享空間護的律師，竟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的章士釗。其辯護詞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說陳“非迫害國家也，國平易近黨不克不及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平易近黨，不反國家，何迫害平易近國可言乎？”詞用的白話，黨非國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說出，真令人大方生哀。
詩、文、說話與男女之別
詩是胡適發動新文明運動的重要問題，中國文學之被否認，詩是第一個受益者。胡適所說二千年的逝世文學，詩是首位逝世文學，或許是該逝世的文學。詩的該逝世起首是因為詩有格律，詩有聲韻和音節（東方叫音步），這些全被認為是詩神的枷鎖鐐銬，打破這，詩才幹束縛，這是詩的進化，那就是撤消詩的一切特點，詩要向文看齊，“詩國反動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話怎么說，文就怎么寫，詩則同樣“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了。
年夜凡有點常識的人都了解詩文有別，正如男女之有別一樣，假如男女無別，不僅倫常乖舛，最終將導致人類的滅絕，詩的向文向說話看齊，詩也就瑜伽教室滅絕了。
胡適的這類觀點早在他在american留學時就提出來了。他遭到同在american留學的梅光迪的批評。胡適曾在信中與梅相約：“愿與足下責善規過，交相勉之。”但在實際問題上，胡適最基礎沒考慮過梅的意見，空聞責善，不值規過，反而變本加厲，上了梁山，搞了個《建議的文學反動論》出來。這篇文章標志著梅胡友誼的正式結束。
梅光迪起首提出“足下謂‘詩國反動自何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梅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文是文，詩是詩，“詩之文學（protsedicloin）與文之文學(protsedicloi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他舉華茲華斯（Wordsworth）為例，認為華茲華斯也曾力主詩文一體，且謂“詩之文字與尋常語無異，然觀其詩則詩，非文也。”胡適的主張能否來自華茲華斯，很令人懷疑。梅指出“吾國求詩界反動，當于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梅反對“詩家成為前人奴僕，無前人學術懷抱，而只效其情勢???”定非真詩。他指出“大略改造一事，只須改造其流弊，而與其本體無關”，“是足言文學反動本所贊成，惟言之過激，將吾國文學之本體與其流弊混雜言之，故不敢贊同。”本體與流弊分別對待是對的。他說“詩者，為人類最高最美之思惟情感之所發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擇而又擇，選而又選，加以格律音調以限制之，而后始見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適之白話不受拘束詩如兒時所聽的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命者”。他說歐美也有類似的年夜舉反動旗者，他勸胡適“誠看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水以哄國人也。”
梅光迪對胡適的“作詩如作文”的主張，可謂作到真正的“責善規過”，極盡諍友之義。惋惜胡適昧于一偏，無法逆轉。他沒有象陳獨秀那樣不容人提出異議，畢竟是胡適的勝人處。
學衡派的又一年夜將胡光驍有一篇長文《評〈嘗試集〉》，有人責他文中只很少一部門提到《嘗試集》似乎離題，實則作者一開始就聲明了評《嘗試集》必須評其詩論，如新詩之短長并古今中外之論詩之說等等。實則并未離題。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詩論擺了出來，目標在于和《嘗試集》及胡適之說作出對比，以證胡適教學理論實踐之荒謬。
胡先驍說胡適主張的八不主義中如不消陳言套語，不避俗字俗語，不作無病之嗟歎，須言之有物幾條，早已是現代詩人之共識，并非胡適之首創，其實中學老師教作文時，也經常言及。至于不消典、不對仗、不模擬前人“則年夜可商議”。
胡先驍具體剖析了用典的優劣得掉，他反對用僻事和堆砌典故。但胡先驍指出，胡適不了解外國詩也一樣用典，荷馬詩中的神話故事，已為文藝復興以后的詩人用了又用，臻于用小樹屋濫。到莎士比亞、彌爾敦的詩作出來，則幾乎人人都援用他們詩中的情事。問題是看用的能否恰到好處，用的好的起到暗喻、蘊藉、耐人思考的感化。胡適在后來談不消典時，談來談往，也是這個意思，但胡適不認錯，堅持不改“不消典”的提法。
聲調格律、聲韻、音節（或叫音步）嚴格地區分了詩文，連通俗老蒼生也理解押韻，理解用合適漢語音節來寫唱平易近歌。魯迅曾說老蒼生羨慕士年夜夫，士年夜夫作七言詩，所以他們的平易近歌也用七言。這種言論，過往、現在聽起來都會令人發笑。
胡適為倡導白話詩，堅持俗字進詩。其實俗字進詩也不新鮮，歷史上良多年夜詩人都曾這般。胡先驍說，俗字之可否進詩，必以能進詩者為限；即進詩后能增強詩感詩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語都進詩。胡先驍舉了良多例證，然后問到“何胡君之白話詩不如鄭子尹鄭蘇庵之白話詩乎？則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話而不克不及作詩之故。”他說胡適《嘗試集》的新詩，僅僅是白話，而非白話詩。“夫詩之異于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ete）詩之意義，重在蘊藉(counate)與暗示（suggest）。”
胡適之白話詩，實際是撤消詩文差別，以文為詩，以白話自己為詩，詩的特點所有的撤消，只保存著從外國詩借來的分行擺列。胡適《嘗試集》流弊之年夜，人所共見。把一些散文、白話分行擺列就叫詩，學會分行就叫詩人。作詩不難，獵名不難，作者便多，看起來陣容便年夜。
胡先驍是位年夜植物學家，哈佛年夜學博士。他對我國植物學的研討有開創的功勛。我國第一間廬山植物園即由他一手創辦。但他對中外文學之熟習與研討，足使許多專家遜色。惋惜罪惡的時代給了他一個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殘酷危害而逝世。
對于詩，他論述良多，本文無法多作援用。而他的詩作是經年夜師錢鐘書訂定的。
上面再了解一下狀況吳宓的論述。
吳宓是《學衡》的主編，為刊物的編輯出書，他拋灑了比別人多幾倍的血汗。他畢業于小樹屋哈佛年夜學，師從人文主義年夜師白璧德，學比較文學，也是我國比較文學研討的開創者，被尊為我國比較文學研討之父。曾先后任東南年夜學、清華年夜學傳授，又為清華年夜學研討院院長。自稱有龍豺狼三年夜門生，龍為錢鐘書，虎為曹禺，豹為李健吾，晚些的門生有季羨林、周一良、梁實秋等大師，他與年夜師陳寅恪有著動人泣下的存亡友誼。他曾放棄東北年夜學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東南年夜學往領月薪兩千元，為的是編《學衡》，《學衡》的發刊主旨等顯系出自他手。為支撐《學衡》出書，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單學兼中外，淵博而高深，涉獵了新文明派不曾涉足的領域，同時還是位優秀的詩人，繆越曾給與高度評價。在詩論中他創“三境”說，自成一系，他愛國、愛平易近族、反對平易近族自大，洋奴行徑。他對胡適倡導而眾人跟進的白話不受拘束詩，認為是暗效american的不受拘束詩（freeverse）,我們所熟習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筆者記得郭沫如有詩：
啊啊，惠特曼呀，
承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承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承平洋呀。
一陣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蓮花舞蹈場地”和“蓮花似六郎”的正正比喻。
惠特曼的不受拘束詩一出，便遭到眾多詩人和讀者的抨擊，出書社長期不予出書，但惠特曼這種不要格律音韻的不受拘束詩在部門青年中卻有市場，正如吳宓所說“本日american雖有作此種新詩者，然實系少數少年，無名無學，自鳴自得，一切學者通人，故不以次為詩也。”
白話不受拘束詩脫離了詩的特無形式，丟棄了平易近族詩歌傳統。漢詩格律是漢語特點所構成，是不以個人的主張意志改變得了的。它的嚴格的格律既經優秀詩人所創造，又經許多代詩人創造實踐證明，它是最適于漢語詩的創作，最富于音樂性、節奏感。
當然，某些白話不受拘束詩也可以有些詩味，正如寫畫也可以寫出詩味，但那是畫，不是詩，而白話不受拘束詩，則有白話，有不受拘束，但缺乏的是詩的情勢，詩的滋味。
吳宓不主張詩走老路，他特別重視內容，他堅持說，改革中國詩的關鍵是充實其內容，即詩中應能容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含“五年夜洲的山水、風土、過謙、風俗、法政、科學、理論???名家著作、好漢事業、兒女之艷史幽恨、奇跡異聞、自極年夜以致極小”等等無不使之進詩，即他所說的，“熔鑄新資料以進舊詩格律”，這就使詩擴年夜了它的題材，豐富了它的內容，表現更多事物，這當然會使中國數千年來的格律詩發生歷史性的新變，“若無新變，何故代雄”（《文心雕龍》）“掇莎米之精英，揚李杜之光焰，創為真正的新詩”（莎指莎士比亞，米指彌爾敦）。吳宓眼中的新詩，就是這樣的新詩，而不長短驢非馬毫無中國詩氣味的年夜白話。
“舊瓶裝新酒”這是新文明運動中鬧騰了一陣之后，人們為詩歌指出的一條門路，因為它一不排擠新題材、新內容，二堅持詩歌的平易近族情勢平易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這一思惟的，應是吳宓。
吳宓說：“詩者，以切契高深之筆，具樂律之文，表現人生之思惟情感者也。”詩能“振興平易近氣，導揚其愛國心，培養其進取之精力”，使“平易近德進而國事興”、“故善為詩者，既博學行德，以自成其思惟情感之美，更琢磨諳煉，以求得韻律格調之美。”這里提出以內容美促進和影響情勢美，以內容影響民氣和國事，他如胡先驍一樣，系統地比較了中西格律、節奏的異同，如希臘拉丁詩、英國詩，從而證明詩與文之有別，無論中外都是一樣的，從而證明詩文分歧的不合適文學實際。這種研討無異是學衡派對詩學的貢獻，年夜開了中國人的眼界，不消說新文明派，八十年來很少有一位詩歌理論家做下這一任務。年夜多數翻譯詩出來不講（大要也不懂）外國詩的格律，而把外國格律詩譯成中國不受拘束白話詩，讓廣年夜詩讀者以為這般這般的洋貨，土產也就可以照樣炮制。于是“異種也稱王”，而土貨稱臣。直到五十年月，中國神都還在說“以發展新詩為主”，年夜講詩詞格律在“束縛思惟”。
在詩文之外
新文明派否認中國傳統是從文學開始的，改進之缺乏而反動舞蹈教室之，反動之缺乏而連坐及妻孥、九族。“中國事事不如人”（胡適語），中國應該“全盤歐化”，當此口號遭到多數國人責難時，他就改“全盤歐化”為“充足世界化”，兩者有區別嗎？沒有。世界，難道中國之外的世界都是那么發達富有嗎？也不，還有良多比中國還愚蠢、還落后、貧窮甚至過著原始人生涯的世界，只了解有那么個專門欺負、侵犯中國的世界，也恰是胡適可指的世界。那個世界有人仇恨，有人懼怕，有人欽羨。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本身化而成“西”。那時構成一股海潮，否認中國的一切，包含中國人身上、嘴上、手上、腦子里的一切。
一、撤消漢語；用英語或法語取代（倡導人：劉半農、錢玄同）
二、廢除漢字；
1、欲使中國不亡，非撤消記載道教妖言的漢字不成（錢玄同）；
2、漢字不廢，中國必亡（胡適）；
3、勞苦年夜眾身上的結核菌都潛躲在（漢字）里面，倘不先除往它，結果只要本身逝世（魯迅）；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需還沒喪芥蒂狂的人，都能夠立刻答覆的（魯迅）；中國古書，頁頁害人。???漢字終當廢往，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魯迅）；
4、語言學家設計出第一個漢字羅馬化計劃。后又出現漢字拉丁化計劃。
5、中國文字要走世界配合的拼音化途徑（毛澤東）。
三、廢除中國戲曲
1、至于“打臉”、“打把子”二法，尤為裸露我國野蠻暴戾之真象，而與美感的技術立于絕對相反的位置（陳獨秀）；
2、形成義和團年夜亂的緣由之一就是因為有“打臉譜演儒釋道教義的中國戲”（陳獨秀）；
3、廢唱而歸于白（胡適）（即學東方話劇）；
4、裸上體之跳蟲們，擠在臺上打個不止，襯著極喧鬧的鑼鼓，總覺得目炫繚亂，頭昏欲暈（劉半農）；
5、中國戲是極野蠻的“方相氏”的變相（錢玄同）（引者注：方相氏，中國現代巫術頂用以驅病辟邪的神祉，臉上畫得兇猛猙獰）；假如要中國有真戲，這真戲天然是西洋化的戲，（中國戲的）戲館所有的封閉，要全數盡掃，盡情顛覆（錢玄同）；中國戲本來算不得什么東西，???我們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給純潔的青年看的，決不求此輩贊同百獸率舞的怪象（錢玄同）；
6、周作人以《論中國舊戲之應廢》為題的文章，說“中國戲沒有存在的價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譜”。“平易近族不克不及老作野蠻”，“終于建設一面，也只要興歐洲式新戲的一面。”
7、“舊的不往，新的不來，歷史的遺傳不往，創造的意境不來。”“舊戲本無一駁的價值，新劇主義原是天經地義的”（傅斯年）。
四、廢除中醫中藥
廢除中醫中藥不改過文明運動始，清未維新派吳汝綸即提出“西醫精絕，中醫自古便是妄說”“醫學必取資西人”新文明少天然贊同之，以胡適為主，說：“中醫之學不是‘賽師長教師’缺乏信也。”政治年夜人物汪精衛也是中醫的撤消派，魯迅更最基礎不信中醫。影響極壞。平易近國十八年國平易近當局第一次中心衛生委員會通過廢止舊醫的提案。
五、反孔教，反孔，打垮孔家店
此類言論極多，不贅引。
這是“全盤歐化”的具體化。
新文明運動始于一九一五年，開始時重要能否定中國文學的詩文問題，至此才逐漸擴年夜。擴年夜到更廣泛的文明領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明運動。此前則不過是新文學運動。由以上各項可以看出，胡適陳獨秀關于文學的議論，已煽動起一批人，在社會上文明上構成了一股怒潮，極象文革中的造反派、紅衛兵。此中最類紅衛兵式的人物是錢玄同。他原名錢德泉，在北京年夜學教音韻學。此公性格呆板守舊，反對維新派。對海內歸共享會議室來的留學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慣，成為假洋鬼子，有次在飯堂吃飯，忽一位西裝革履的留學生坐到他的對面，他鄙夷地端起碗離往。但對官府卻極其驚懼。某次，一軍官訪問學校，他竟以為是捉他到官里往，匆忙逃脫。可在新文明運動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突然化為“左”徒，前后判若兩人。胡適的《嘗試集》一出來，他第一個出來批評，“未脫盡白話窠臼”，陳獨秀的文學反動論一出，他千分萬分擁護，并且“最贊成”陳獨秀那種不許人討論，“不容別人匡正”的專制作風。胡適主張廢除詩的格律，他和劉半農更主張廢除填詞，并以白話詩為正體，韻文不成為正宗。張厚載寫信批評他對戲曲的否認，他無聚會場地理可講（他不懂京劇），回信說：“我現在還想做點人類的正經事業，??????張君以后如再有賜教，恕不奉答。”錢玄同被胡先（馬肅）譏為“舍舊學外欠亨歐西學說者也，乃言中國學術無絲毫價值，即將中國載籍全數付之一炬，亦缺乏惜。”（、不知付之一炬者能否包含他的音韻學），可這位欠亨歐西學術的師長教師，對歐西學術偏偏無論什么都崇敬的五體投地，高呼萬歲。每次看到他這一切，不由人不憶起文革時的造反派、紅衛兵，所分歧者，一為無知而易受捉弄蠱惑的小毛頭，一為堂堂年夜學的傳授。
還有一位放棄本身的專長，跟著新文明派鼓噪吶喊起哄的是柳亞子。他響應反孔言論，主張“非孝”，說父子應以兄弟相稱，寫詩給兒子柳無忌：“大言非孝萬人罵，我獨聞之雙耳聰。略分自應呼小友，學書休更效爾公。”既稱兒子為“小友”，連兄弟也不是了，卻叫“小友”呼他為“爹”（公），只是不知他能否呼本身的老爹為“老友”。不特此也，他還進一個步驟主張廢除倫常，他《次韻張天方》說：“共和已廢君臣義，牙彗羞他說五倫。種種要翻千載案，堂堂還我一完人。”平易近國肇興，君臣一倫當然已廢，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廢除失落嗎？他所說的“完人”，實是沒倫常的原始人、野蠻人。而千載以來的種種都要翻個底朝上，看來又是為造反派、紅衛兵先祖。說來也奇，新文明派的胡適、魯迅，都是受怙恃之命，和他所不喜歡的男子結婚了。胡適平生不貳色，和他小腳的文盲夫人逝世守到逝世。魯迅的那個人空間位朱夫人則是很可憐的，不是棄婦的棄婦，獨守泠宮到逝世。但胡適、魯迅實踐了他的孝道，向封建禮教遞了降表，不知柳亞子師長教師知否？
柳亞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很是支撐白話詩運動，贊成廢除舊詩，說五十年后就沒有人懂平仄了。可他平生，直到去世，舊詩一首跟著一首，卻一首新詩也沒有試過，又是一位言行相違的正人。
新文明運動發動的又一嚴重戰役是反孔批孔，打垮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為孔教，孔子是當然的教主。其實孔子何嘗象穆罕默德、釋迦牟尼等那樣創立了本身的教宗教義，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為道教教主一樣，都與他們的“教”毫無關系。蔡元培師長教師就主張把孔孟的學說和后來的孔教區別開來。新文明派反孔教，無非是反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守節事年夜餓逝世事小、纏足、納妾，還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縟節，這些滿是從漢儒到宋儒搞的新產品，與孔孟無任何糾葛，但罪名卻要他們承擔，他們是正副教主，年夜掌柜、二掌柜，法人代表。
孔子的罪過就是他為反對君權，沒提出平易近主、不受拘束、同等，正如郭沫若批評屈原沒有發動廣年夜工農群眾，起來反對楚王一樣。孔子也沒有倡導女權，倡導男女同等，而把女人和君子并列。其實孔子也有他的幻想，他的幻想社會，即他設計的“年夜同”社會，年夜同就是人人同等，沒有壓迫、剝削，沒有私家占有，大師的權力、位置雷同，全國為公，因此也就沒有君臣，亦即無君思惟。這當然是個烏托邦，在東方1516年才有個Vtopia，但它還保存著宗教、奴隸。孔子的Vtopia 里沒有，只保存著家庭以及人與人之間美妙融洽的關系。
孔子設立了學校，卻沒有一座廟宇，也沒有創立宗教，他傳授的是學問，而非宗教經文。可他不幸，硬是把他弄上斗批臺，誣陷、咒罵、強加會議室出租之罪，仿佛全國之有君臣、父子等都是他的罪惡。假如一位教主被人這般欺侮，他的信徒早就起來誓逝世捍衛了。孔子之不被徒眾誓逝世捍衛，證明他確實不是教主，即孔教教主。孔廟遍布中華年夜地，直至諸多國家，但人們到孔廟往，并非求神靈保佑，或祈禱富貴。
孔子逝世往二千余年了，魂靈尚不克不及完整安眠，正如他的被愛崇一樣，都源于他的學說偉年夜。他屬于人間而非屬于神鬼。
孔子的學說是人類最好的學說，但極少被人徹底實行過。他學說的中間點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雙倍價值，人的品德，人的尊嚴。他主張“暴政”，但沒有天子實施，也沒有天子——哪怕是暴君敢反對暴政，只要極個別的獨夫平易近賊才公開反對暴政。假如有哪個天子實行百分之伍的暴政，那天子就堪稱“有道明君”了。他要人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幾千年中給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東西。“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可數千年來，幾乎處處有人不擇手腕地要捉住那朵浮云。
反孔并非新文明派一家，最早反孔的是年齡戰國之間的那位綠林年夜盜——盜跖。
孟子的平易近貴君輕之說數千年沒有天子敢出來公開反對。“殺一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也一樣，否則等于把本身劃到“獨夫紂”的陣營。翻開《孟子》，種種閃爍著千古光線的思惟經常撲面而來，在儒家，他是拉第二提琴的。
孔孟學說中不是沒有糟粕，不是沒有為新時所不容的東西，這些東西正如我們明天的思惟移到他那個時代也不被所容一樣。前人不成能有古人的思惟，古人的語言詞匯，但前人有古人沒有的思惟，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不要忘記前人的時代，也如不要忘記我們本身的時代。
人們以為新文明派種種過激主張是出于愛國，“愛之深，責之切”，恨鐵不成鋼吧，我不反對這一估計，但他們的愛國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冷而栗。我只擔心，國家可否經得住這么一頓熱吻？那熱吻？那熱吻里充滿著敵意之心，切齒之聲。如依照他們的主張，中國早就被愛得徹底滅亡了，豈僅亡國，還要滅種。試想，一個平易近族不要了他們的平易近族語言，打殺了他們的平易近族文字，撤消了他們的平易近族醫學，平易近族的戲曲，平易近族的文學，剩下一具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的象把干柴的瘦肉，再給他從裡面加上一些從不屬于他們的東西，這個平易近族還存在嗎？世界史和中國史上有許多平易近族的名字，但良多名字下的平易近族、國家早已消散。古埃及人而今何在？假如不是有堅固的金字塔，連埃及人法老的尸孤骨也不存在了。毫無疑問，古埃及人的語言、文字（圖畫文字）以及他們的歌聲舞姿等非物質性文明是起首滅亡的。古埃及人的基因也許還有，但已被其它平易近族所異化。依照新文明派的設想，中國人將被歐西人異化，只是黑頭發黃皮膚異化起來較難。
中國不亡于異族，而將亡于自家後輩！
學衡派極端憎惡攻訐中國文明的這類言行，梅光迪說他們“日以歪曲祖國名譽，繁衍私密空間外人為事”“日以推倒祖國學術為事”“要亡漢文”，實為亡平易近族。說他們“真非中國人也”，他主張“將中國學術傳播異域，為吾先平易近吐氣”。
杜威﹒白壁德
杜威曾來中國見講學，胡適作翻譯。他講了些什么，一時找不到資料，估計是講他的實驗主義，而不成能像他的年夜門生胡適那樣全盤否認中國文學這并非出于禮貌，作為一位真正的學者他不會信口雌黃， 他的實驗主義也沒對此實驗過。胡適是杜威的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曾詳盡地向中國國民介紹過實驗主義，從創始人皮爾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適稱為哲學上的年夜反瑜伽教室動家，他把達爾文的進化論引進他的實驗主義。這里只能依據胡適的介紹，簡略地談下他的實驗主義要點。杜威主張：一，思惟的起點是一種疑難；二，找出疑難之點在何處；三，提出假定的解決方式；四，決定那種假設最適宜于解決；五，用實際來證明解決的辦法。胡適不虧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師尊的這一套，結合清代儒學家“無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觀點，赫胥黎（英國博物學家）的不成知論和存疑主義而成為他的觀點，高度歸納綜合為“年夜膽的假設（或懷疑），警惕的求證”。他要把一切都懷疑下往，“嚴格地不信賴一切沒有充足證明的東西”；“從頭估定一切價值”以致“寧肯疑而錯”。他的年夜膽懷疑影響深遠，束縛后歷次運動，都是先年夜膽地懷疑，懷疑此人是特務，是反反動，是叛徒，然后內查外調。胡適的年夜膽，起首惹起當時的疑古主義，以他的門生顧頡剛為代表，對中國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懷疑，懷疑它能否真實存在過。胡適本身就認為“東周以前的歷史沒有一個字是可托的”。東周以后也年夜部門是偽史。魯迅似乎并不懷疑中國的現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記》里卻覺得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懷疑為準備吃人。在書中他只看見三個字：人吃人，在仁義品德的縫里躲著。虎豹之殘，獅虎之兇，但不食其類，唯中國數千年來卻在人吃人，中國人連獸類都不如。書只狂人的懷疑是甦醒的，作者也是甦醒的，雖然他并未警惕求證過。
胡適對中國文學“年夜膽”之后，尚未充足“警惕”一下，就匆倉促地下了“逝世文學”的結論。不知胡適用什么證據證明“全盤歐化”是最好的解決辦法，用什么證據證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能否中國亡了，天理就有了？
新文明派中的其他將帥沒有表現過他們信仰什么哲學，他們信仰進化論，但進化論并非哲學。特別是留學japan(日本)的“假洋鬼子”們，學工]學醫、學法、學軍事、學美術，就是沒學哲學，或許很少學哲學。他們似乎沒什么崇奉，胡適、陳獨秀一喧嚷，他們也就群起而吶喊搖旗，聲音比胡、陳還響。
學航派和新文明派分歧，他們打都有個配合的崇奉，那就是哈佛年夜學的白璧德傳授。白璧德是人文主義的年夜師。人文主義發生于文藝復興時期，它是人性主義的基礎，是對中世紀神學、經院哲學和封建主義的反動。人文主義反對禁欲主義，崇尚感性，崇尚品德、人道，請求樹立健全的真實的人生。白璧德還尊重中國的儒家學說，特別是孔子自己，說孔子配稱中國文明的代表。他認為中國傳統文明與歐洲的人文主義在精力上是分歧的，中國傳統文明共享會議室關注的是人，人的尊嚴，人的品德、修養，而不是天主，不是神，不是某種超天然的氣力。
白璧德遭到一年夜群中國留學生的尊重，此中包含因傾慕他而來的梅光迪、梁實秋、陳寅恪等。梅光迪、吳宓、胡先驍、吳震苊、張蔭麟等或著文或翻譯，介紹白璧德給中國。文章后來結集成書，由新月書店出書，書名為《白璧德與人文主義》。
吳宓在胡先驍所譯白璧德談人文教導一文所作媒介中說，白璧德非常關心中國發生的工作，有關中國書籍共享會議室無不觀看。他的人文主義是感于近代科學年夜昌、實業年夜盛，而品德思惟式微。人們唯利是圖，品德全掉。如東方之文藝復興與傳統品德分離，而中國所謂文藝復興（按指新文明運動）走的是東方老路，完整拋棄中國傳統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認為教學場地中國應該有工業反動，國家應富強起來，以免列強侵犯。但“須知中國在力圖進步時，萬不成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與浴水而傾棄之。簡言之，雖可力攻情勢主義之非，同時必須審慎，保留其偉年夜之舊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說“吾每謂孔子之道有優于吾東方之人性主義者”，認為中國之年夜學“應以孔子之《論語》與亞里斯多德之《論理學》比擬較講授，而american各年夜學宜聘勝任之中國傳授，傳授中國歷史及品德哲學。”梅光迪到哈佛年夜學之前在american東南年夜學讀書，后慕名拜訪白璧德，但他不了解白何時對中國典籍發生了興趣，並且發現白璧德對中國的儒家和晚期道家（應指老莊）思惟有周全的懂得。對儒家學說中純粹的人文主義年夜加贊賞，看到晚期抵家和現代東方天然主義之間有類似之處。梅光迪說“在東方能成績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對白璧德品性的構成起了主要感化。”他“對中國傳統文明中的弱點，并非熟視無睹，他親密地留心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學術的復興運動。這種運動支撐歷史繼承性和中國國平易近生涯的自立性，此中也融會了必定的現代東方的原因，以進行公道的調整。”
可以說學衡派的所有的活動及動力，都遭到白璧德無力的影響，使他們對祖國傳統文明有了更多的關注，對其精華優秀的部門產生了由衷的密意，要給以維護，使它不遭遇毀損，要加以繼承，而不致中斷。這之間必定有所揚棄，有所否認，這一點他們很明確，不過在傳統文明遭到周全否認之際，這不在他們的日程之內。白璧德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後期，在漂亮堅年夜地上的中國友人，也是位諍友。看到這一切，令人敬仰，也令人感歎。有些人是中國其名，中國其血，但中國什么東西都看著不順眼，仿佛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而對歐西種種，好像一個饑餓已久的老花子，看見無論什么東西都往嘴巴里塞，也不問本身的胃納若何，腸道若何。頂禮跪拜，自掌耳光，叫人肉麻的緊，嘔心得很。不論他們有什么花樣、頭銜，傳授也好，作家、博士也好。正如吳宓所說，他們“專取外國唾棄之余屑，以餉我國之人。”口中卻喊叫著“來來，快你朵頤，此處水陸羅八珍”也。你看見過那個平易近族、國家的學者、傳授把本國的文明貶斥的一文不值，逝世有余辜？強國當然沒有，受列強長期欺壓、侵犯的許多國家、平易近族可曾有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這類傳授？
學衡派不這般，他們無論對中國的外國的，都采取科學的剖析的態度，有取有舍，尤其是對祖國的優秀文明，他們意在繼承，在弘揚。由于新文明派使祖國優秀傳統文明處在毀滅危險之中，是以他們才自告奮勇，拔劍而斗。
中國文明從上個世紀初開始，到世紀末，屢次蒙難，倫常乖舛，人道歪曲，人與人之間只許存在階級性。接著，整個社會投進市場，市場規律指導指揮人的行為，“君子喻于利”，爭權（也是爭利）于朝，爭利于市，“高低交征利”，貪婪無厭，腐肉遍于國中，黑道披倡，品德淪喪。金錢被賦予萬能，拜金主義猖狂。科教興國，但教導中可有人文主義內容？文革前就撤消了人文學的院士，科學能制造機器人，不進行不重視人文主義教導，人也會變成機器人。數字、法式可輸進電腦，但情面、人欲、品德不克不及輸進電腦。只要重視和進行人文主義教導，中華平易近族的整體素質才幹進步，平易近族優秀文明也才幹繼承、弘揚和發展。活著界平易近族之林，中華平易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驕傲。
是以，中國應如聯合國之有科教文組織，中國應該依科教文興國，而非科教興國。
不要忘記，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文明素質、品德素質已嚴重墮落！
白璧德和學衡派的人文主義論說，在當今之世，已日益顯示出它的正確，它的不成須飴而離之。這正明他們觀察的細，眼見之寬，眼光之遠，“欲窮千里目”他們站在更高的一層樓上。
人類面臨的問題更嚴酷，國家戰爭、種族戰爭，宗教戰爭。尤其帶宗教顏色的戰爭和可怕行為，從將帥到士卒有配合的崇奉、教主，更能煽起宗教狂熱而進行沒有區別、沒有選擇的仇殺。中國雖然包涵著各種宗教，但極少甚至沒有宗教狂熱甚至戰爭。那狂熱那冤仇，無意中被儒家的仁義學說——人性主義、泛愛眾的博愛精力所化解。我想，將來能解救世界免于在宗教、種族戰爭，在野蠻的可怕行為，在拜金主義中崩潰、滅絕的，只要儒家的學說。最后臻于一個年夜同社會，人類將有個配合的崇奉，配合的理念，配合的品德，配合的禮法，配合的一切，斯之謂年夜同，他們的小異將被年夜同所消滅，那時才真有地球村的出現。
正名．掉敗和勝利者誰？
在當代提到新文明運動，必聯系“五四”，叫“五四新文明運動”。令人誤以為“五四”是搞新文明運動的，新文明運動是一九一九年蒲月四日那一天搞起來的，也就在那一天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都發表了他們的文章、小說﹍﹍要廢除白話文要打壞中國詩的枷鎖鐐銬，那一天陳獨秀拖著四十二生的年夜炮準備推倒中國的各種文學，他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後面，搶足了鏡頭。
其實二者的聯系僅僅是統一年月，發生在一個城市——北京，一個策源地：北京年夜學。
“五四”是第一次世界年夜戰結束之后舉行巴黎和會期間作為戰勝一方的中國，理應受回戰敗國德國所占領土。單青島被japan(日本)伺機侵奪，想取代德國的在華權益。中國如在和約上簽了字，等于承認了這一事實。中國當然不克不及簽署這一和約，于是爆發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年夜的愛國運動，其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我青島”等。北年夜學生起首發難，聲勢浩蕩的游行隊伍走在東城的趙家舞蹈場地樓，那是北洋當局交際總長曹汝霖的室第，曹汝霖聞風逃逸，學生捉住了倒楣的親日派人物章宗祥，他挨了青年們的一頓老拳，趙家樓被一場火燒了。這一運動席卷了全國，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全國各團體紛紛值見當局和在巴黎的中國交際團反對簽署和約，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組成監察隊，包圍了交際團駐地，避免交際團往簽署，中國有名的交際家顧維均自己也大方陳詞，據理力爭，反對japan(日本)繼承德國的在華好處。
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第一次以這種方法行使共和政體下的國民權力。它是一次偉年夜的保衛國家主權的運動，它震動了中國，行國民宣示，只需團結起來，強權可抗，國賊可除，領土可以討還。五四運動的偉年夜，怎樣估計都不過分。
五四運動的對手只要兩個：強權、國賊，都是很強年夜的存在。而新文明運動的敵人一年夜幫：中國的文學、古文、詩詞、十八妖魔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孔丘孟軻取小妻子的財主，纏足的女人、服食中藥的病號、賣中藥的郎中、小伙計、唱戲的戲子。總之，中國現代存在過的一切，都在被打消的危險之中。
五四運動和新文明運動分別有分歧的敵人，分歧的打垮對象，分歧的斗爭方法，分歧的戰列隊伍，分歧的斗爭口號，誰都沒有侵略對方的獨自領地，為什么硬年夜它們拉倒一路拜堂成親？五四歸五四，新文明派歸新文明派。是五四學生運動想借勢那半傳授博士在外國鍍過金講座場地的名流們的名字呢，還是新文明派要沾五四的光環以照亮和膨脹本身呢？
看來，它們的血型分歧，誰都不克不及為誰輸血。“五四”發的是救國之聲，新文明派奏的是亡國之聲！
值得玩味的是，新文明運動的創始人胡適對“五四”的評價。在胡適的筆下，“五四”是一場交流政治運動。而它搞的是新文明運動，而“五四”，給他的新文明運動形成“不幸”，即干擾了。請留意胡適的自傳第九章就是這樣一個題目：“‘五四運動’——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胡適在其場合也美言過“五四”但那演的是“拉郎配”，意在說明五四是新文明運動的影響下發生的，新文明運動的偉年夜超過了“五四”。而自傳中的語言才是他的真正吐露。
新文明運動勝利了，還是掉敗了？我看是掉敗了。
從前研討中國現代文明的被稱為國粹派，含貶義，可新文明派也往研討中國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往了，叫做“收拾國故”，國粹國故稱呼相類而分歧，它們感興趣的是國之故，而非國之粹，雖然這般畢竟回到故紙堆里：研討的成績對國家平易近族有貢獻比一概否認中國現代及其文史何地百八十度轉變。兩相對比否認中國古典文學文史的盡力掉敗了。講座場地
能夠有人以為倡導白話文應該是新文共享空間明派的功勞吧，也不，白話文已有上千年歷史，產生過許多文學作品，包含偉年夜的作品，清末明初白話報刊，時時涌現，被目為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于一九零一年創辦了《蘇州白話報》，一九一七年他主編了《小說畫報》，轉刊白話小說。辛亥反動時，陜西哥老會的首領之一張云山寫的檄文，同篇用通行白話，稱為“白話檄”，可見白話也用之于軍官場內。胡適倡導白話是投時之需，必定水平上，促進了白話的提早推廣，當然也要籍重當局的氣力才辦獲得，要說功勞，他只能占極少部門，不克不及叫新文明派的勝利。
廢止白話文當然動搖了一些人，由寫白話文而改寫白話文但喜歡并習慣了白話文的不聽這一套。后來稱為年夜師級人物的如陳寅恪、錢中書、錢仲聯的學術文章，即便在極左時代，還是照寫他們的白話文，束縛前中學生作文是文白不受拘束。新文明派的份量級人物魯迅也未全然放棄，《摩羅詩力說》、《中國小說史料》、《漢文學史綱》即是白話文。他給母親的信一貫是“母親年夜人膝下，敬稟者”最后是“恭請金安”。魯迅說：“我們此后只要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逝世往，一是舍失落古文而保存。”可是抱著古文而不逝世的年夜有人在，魯迅自己就不是“抱著古文而逝世失落”。即便二十世紀中期、早期都有一些年輕人喜歡白話文，年夜寫白話文。他們都是活的很好，你說怪不？
胡適深感遺憾，因為教導家們在中學課本上還用著白話文，使與白話并存。他說“四十年過往了，這運動（指廢除白話文，改用白話文）至今還未實現我的幻想。”他“奉行白話文運動掉敗了。”此話寫在胡適自傳第九章里。
打壞束縛詩神的枷鎖鐐銬，年夜搞白話詩，似乎勝利了，但他在報刊上的出廠率和占有率，和它在群眾以家教及高層知識階層中的影響落差極年夜。老蒼生對它面熟，目光引誘不過往，高層知識分子不屑一顧。毛澤東說“給二百塊年夜洋也不看”，夠可憐了。
魯迅說詩有口唱和眼看的兩種，以能唱的為好。
毛澤東主張新詩在平易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可說了等于白說，因為這將導致平易近歌和古典詩歌的復歸，白話詩上臺。
毛澤東在詩歌問題上是個牴觸體，一、前后主張每自相牴觸；二、他對詩的愛好來自傳統，對詩的懂得服從了新文明派。他承認胡適的枷鎖鐐銬論，變成他口中的束縛思惟論（也是新文明派的），他主張發展新詩，反對青年一代寫古典詩詞，（假如真的青年一代都不寫了，詩詞也就絕種了。）而他則年夜寫特寫，枷鎖鐐銬是專門對付青年的。
中國有現成的完善的格律，但要棄置不消，卻企圖弄些舶來的枷鎖鐐銬來嚇唬老蒼生，如十四行（又稱商籟體，來源于意年夜利，后風行于法、德等國）和japan(日本)的俳句。又有人發明一種豆腐塊體（聞一多），再有人搞頓數整齊體（何其芳），可這一切都未發生任何功效，沒有一人試生產。最后良多人都象聞一多那樣“勒馬回韁作舊詩”往了，因為他發覺白話詩象異地的鳥叫，即“吟成蹶舌”。聞一多是第一位被鳥喚醒的詩人。
其實新文明派中人物年夜都接收過詩詞格律啟蒙和訓練。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這些將帥，他如郁達夫、康白情、王統照、朱自清、葉圣陶、沈尹默這般猛士，晚一輩的臧克家、胡風、何其芳，再晚一輩的邵燕祥，哪個不是舊詩妙手。口中厭之，心實好之，雖不象新詩那樣可名（發表）利（稿費）雙贏，但真正抒懷言志的，還要靠舊體。中國詩詞格律有四年夜美：聲韻美、整齊美、對稱美、參差美，筆者曾喻之為四年夜佳麗，真個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它使許多登徒子蒲伏在石榴裙下，也使情葩剛剛萌動的少年“夢寐思服”，假如嘗了禁果，那就膠之漆之，化而不解。
枷鎖鐐銬論，束縛思惟論，是詩盲的觀點，他們不了解詩詞格律合適美的法則，在構成詩美上它是不成替換的，它具有強年夜的誘惑力、粘附力和“性感”。它成為在野派，但人多勢眾，地下火在地下運行。有的詩膾炙生齒，廣為流傳，如馬君武諷刺不抵禦將軍張學良的詩，白話詩一首這樣程度的也沒有。
八十年月以來，詩人們爭著帶上這鐐銬，使舞步更美，舞姿更靚，舞袖更長，舞遍中華國土，甚至凡有華人聚居之處，而白話詩則只剩極少的立錐之地了。
再如戲曲，尤其是京劇，諸師長教師白日罵娘，早晨買票看戲，閑來還哼上幾句。當諸師長教師認為中國只能演西洋劇的時候，梅蘭芳往了american、蘇聯、japan(日本)，把彼邦人士傾倒。程硯秋到歐洲考核，竟令歐洲戲劇家看到他們戲劇改造的盼望。新文明派否認中國戲曲，好像年夜樂隊中某個琴手拉錯了幾個音。可誰也沒料到歷史竟從這幾個音中發展出一出鬧劇。那種掃除、封閉戲館子竟個人空間變成比那還兇的怒潮。京劇首當其沖，成為主犯，而全國數十種處所戲曲也被連坐，劇院、劇團封了，戲箱封了，許多名角兒逝世了，關了，放逐了。全國只要八塊樣板，鋼琴伴唱，年夜洋古樂器伴舞，又是“打虎”，又是“出監”???“四人幫”及其同伙殘虐了整整十年。新文明反動派沒完成的，文明年夜反動超額地完成了。
至于詆毀中醫中藥，影響極壞，平易近國十八年國平易近當局中心第一次衛生任務會議就通過了廢止中醫的提案，惹起全國中醫界的憤怒抗爭，國平易近黨元老和士紳也紛紛指責。此時蔣介石出頭具名發表談話：“中醫如內政，西醫如交際，內政不修，國可致亂，交際不良，亦足辱國。二者并重，不成偏廢。”一面取消其提案，一面撥巨款，設置中心國醫院，各省縣設分院支館，發行全國性《國醫公報》《上海醫報》，中醫從此得國醫之名。
與此同時，汪精衛的岳母患了惡疾，遍請西醫而無法治愈。最后自願請舞蹈教室中醫施今愚者試之，施說一診可愈，一試公然，汪心服了，親書莊子語“好心延年”并制匾相贈。而胡適患糖尿病在北京最年夜的協和醫院就診，說是得了心臟病，最后得了八個字“無法拯救，速備后事”，友人力勸他試試中醫，乃請名中醫陸仲安診治，陸說此為消渴，“飲我藥不愈唯我是問。”數劑后病往。胡終于承認了中醫，并著文說“使世界的醫藥學者逐漸清楚中國醫與藥的真價值”，在日寇統治下的東北，日人稱中醫為漢醫，進行種種排擠、打擊，令其自行滅亡，但是中國老蒼生信中醫，靠中醫。束縛后，中醫獲得加倍絕後的發展，有目共睹，不用贅言。
新文明派以過激聞名，正因過激，他們的主張基礎上都沒有勝利，他們主張的每一項假如實現，都可以形成某一項文明事業甚而平易近族的災難。梅光迪說：“滅其國者，多滅其文明。”新文明派就是滅文明派。當然世界上有的國家被滅亡了，但其文明保存著，這就能復國，交流如猶太人的國，朝鮮人的國。
使中國落后、貧窮、柔弱、受辱，仿佛不是由于罪惡的軌制，不是由于統治者的無能無道，而是由于中國的文學、文明，即他們的文字、語言、詩、醫藥、戲曲，要由他們的作家、詩人、演員、醫生來承擔罪過。世界上不應用漢字，不寫中國白話文，不看中國戲，不服中國藥的國家不知幾多，可他們都富強先進了嗎？非洲，用英法語為國語的平易近家教族、國家也良多，但都富強先進了嗎？假如依了新文明派掌管審判，那將是冤獄遍全國，收監的是全國無辜，而真正的禍首，必被放到法外逍遙往了。
新文明派的動則打掃、打垮、推倒，付之一炬，是“文革”的預演。所幸他們只要筆桿子而無槍桿子。在洋東西後面，喪掉了感性，丟棄了平易近族自負，腰桿子硬不起來，怯夫一個，在本身平易近族文明後面，卻是位手執板斧，不分良莠，一路砍將往的漢子。
他們也許出于愛國情切而這般，但他們的愛卻充滿了敵意、鄙視。雖則這般，他們對文明事業依然有貢獻，這重要在他們忘記“文明反動”，尚記得本身是中國人的時候，有些見解確有啟蒙意義。如陳獨秀所說的德賽二師長教師。雖然此二師長教師在維新派時已進進中華雙耳，但使之轟然作響的依然是陳獨秀。但他當上政黨領袖，德賽二師長教師便被辭退。半個多世紀中，他遁跡草莽，連“風吹草低見牛羊”的風也不敢吹來。
作為學衡派，在他們的批評文章中，從未有一篇批評到德賽二師長教師。胡適在年夜陸受過批評，缺乏為訓，那都是出于政治緣由。胡適的平生，也是個牴觸體，言與行常常相違，學術上瑕瑜并出，譽貶互見。有人說他學術上很行，政治上很糟，也有人說他政治上很好，學術上很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關于學衡派，他們當時所見年夜體上是不錯的，但也并非無可商議處。我們的責任是給他們“摘帽”，把抹在他們臉上的贓物洗凈，還他個本來臉孔，是美，是丑？決之公論。
新文明派是勝利過的掉敗者。
學衡派是掉敗過的勝利者。
二〇〇二年玄月二十六日羊城流花湖畔
責任編輯：李泗榕